中国新闻周刊消息，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石社村朱砂屯，洪水围村两天。村口的积水依然深达两米多，蒙婷父亲退守的房子里“水有两米”，一楼几乎被淹没，父亲守在二楼。更致命的是断水、断电和断粮。蒙婷的父亲患有糖尿病，同时伴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我爸已经饿了两天两夜了”。
\n朱砂屯并非孤例。7月4日至6日，受台风“美莎克”影响，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洪水淹没多个乡镇，大量群众被困，断水断电，通信中断。截至7月9日，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
\n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余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行动。多地民间救援队、无人机飞手、户外运动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也自发前往或响应号召参与救援。
\n但救援面临重重阻碍。洪水阻隔之下，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物资运送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态，现有救援体系能否跟上灾害升级的速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游志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代大体量灾害救援对指挥体系的专业性要求较高，“这不仅是对个体素质的考量，更要求整个系统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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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救援人员使用动力舟桥转运被困学生。图/新华
\n难进入的“孤岛”
\n洪水围村两天后，苏溪依然在为受困的父母向外求助。父母六十岁，居住在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西江农场第五队，自7月6日洪水进村以来，当地电力中断，信号几近瘫痪。两天内，电话只打通过两次，父亲的声音在嘈杂中断断续续，留下一句“正在往三楼搬东西”便失联了。
\n五队处于江面阻隔的深水区，一时之间成为“孤岛”。“救援队进不来，没有信号也等不到物资，村里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自救。”苏溪说，一位拥有铁船的村民自发承担起在水上探看和联络的任务，划着小船穿梭在没顶的屋檐与街巷间，隔空喊话确认了苏溪父母的安全。
\n在社交媒体上，蒙婷、苏溪的经历并非个案。救援队之所以难进入，与洪水淹没道路并在水下形成障碍有关。7月8日晚，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柳州市龙城先锋救援队连夜转移三百多名村民，冲锋舟坏了三艘。该队队员陆帆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里的救援难度比城区大得多，“水下面全是倒塌的电线杆和水淹的农作物，有些还挂着铁丝网”。在一片浑浊里，开着冲锋舟穿行“好像在排雷”，一不留神就会被水下不明物绊住。
\n广西桂林临桂蓝天救援队队员王亚威也有同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月6日22时，他们要前往贵港市三里镇政府，导航显示有11公里。平时，水面开船并不会消耗太多时间。但当时，原本的公路与农田全部被洪水淹没，折断的树木和建筑是水下的最大陷阱。王亚威和队友只能凭信号对准三里镇的大方向，然后靠感觉往深处开去。
\n“为了不迷路，请了附近村子没有受灾的村民做向导。”王亚威回忆，实际进入后他们发现，由于原本的道路、路标和常规参照物大都被淹没，本地人也难以认清方向，最后花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才开到三里镇政府。
\n即便是洪水没有完全淹没的区域，道路同样有问题。南宁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会长周燕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她在后方调度时注意到，基层干部只能靠两条腿进入受灾村落。村落距离远、泥泞难行，“一个来回三四个小时”。救援急需借助摩托车的机动性能，把干部送到村里，并给断路村庄运送物资。
\n然而，持续下雨引发了山体滑坡，前一天刚抢通的道路，第二天又瘫痪。7月10日，尝试载物进山的骑手，“只走了2公里又出来了，根本没办法动”。协会只能叫停骑手，等道路疏通后再进去。
\n此次救援中，无人机被广泛应用。“发生洪灾会路不通，但天空的航线能通。”飞手陈灵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小型侦察无人机是眼线，飞手先派小飞机升空扫图，探明被困人员位置，再通过画面给下方的水上救援队导航。同时，重型无人机也可以发挥运力价值，“吊着物资定点空降到房顶上”。
\n不过，空中投送有物理限制。陈灵峰说，如果飞往两公里以内的村庄，单次最多可以挂载约200斤；如果目标村庄距离拉远，为了给往返飞行保留电量，单次载重需要降到100斤左右，实际极限作业距离通常在7到8公里。
\n现场作业几乎飞完一趟就得换电池。在灾区未通电的情况下，团队只能依靠车载发电机充电。飞手韦传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同车辆行驶加上给无人机电池充电，一台无人机配套一辆车，一天油费接近1000元。”
\n灾区往往还面临基站受损的问题，遥控无人机的信号较差，有时甚至会突然断开。韦传乐看到，有多架民用无人机因信号干扰或局部强对流天气失联坠入水中。飞手程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只靠常规卫星信号，无人机飞到几公里外脱离肉眼视线后，遥控器就很难准确控制机身。另外，如何让无人机具备稳定的远距离航行能力，且能自动返航，也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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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广西贵港市，盛世嘉园小区业主自发组织搭建的“防水墙”围住了车库出入口。图/中新
\n“给救援力量带来很大挑战”
\n“最后一公里”难以抵达，远不止水深路远。游志斌认为，本次洪灾属于“大面积的散点救援”，一些水库溃口，“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冲击和挑战”。从现场的居民避险转移到后续的人员组织和救援过程，都与致灾条件、孕灾环境有直接关系。
\n多个乡镇同时被淹，救援力量需要在多个点位同时展开作业，“这种情况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和涿州洪灾中也曾出现，给装备、人员等救援力量带来很大挑战，留给救援的准备时间很少，几乎没有”。
\n尤其是装备。江西瑞斯科救援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陈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城市内涝发生频率增多，现在的救援一线需要的是单人快速投放甚至无人化操作的轻量化设备。
\n陈亮所在公司的产品主要面向省级消防总队的招标采购。她观察到，近两年，部分应急、消防单位的采购物资逐渐向水域救援装备倾斜，不过整体采购数量依然较少，在广大的基层救援一线，智能水域装备还是很少看见，比如水面救生机器人、自主导航无人船、高精度声呐探测机器人、智能救援机器人等。“可能总队会配，但支队、大队就很难把这些产品配备齐全。”
\n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类产品价格较高。“水域救援要求高，我们要在技术研发上攻克很多困难，产品的成本不低。”她表示，无法大幅压降的研发与生产成本，给下游带来了采购压力。在有限的预算下，基层单位往往只能买一些基础设备，高效的智能救援装备配得较少。民间救援队更是如此，“设备单价超出了大多数民间救援队伍的承受范围”。
\n临沂先锋应急救援队莒南服务队队长莫永杰曾带队参与过北京房山、河北涿州以及河南新乡等多次水域救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广西救援中，队伍带去的只有轻型无人机，在冲锋舟进不去的地方，用它来升空侦察路线和进行热成像搜救。但如需投送物资，轻型无人机无论是载重还是功能都无法完成调运任务。“之前我们有想到要用大型专业无人机，但我们队伍比较穷，没有这些装备。”
\n王亚威也坦言，队伍最想购买大型专业无人机，“尤其是自带红外线热成像功能的那种”。但这类设备售价在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我们队伍目前还没有足够资金采购”。
\n在此次救灾中，以翼龙无人机、动力舟桥为代表的科技装备展现出了应急价值。
\n但陈亮坦言，这些高精尖产品的功能和使用技能，相对普通产品会复杂烦琐一些。如果操作培训跟不上，即便设备到了现场，也很难快速、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救援作用。
\n另外，新装备对使用环境有要求，以动力舟桥为例，其承重环境、展开区域、作业水面有严格限制，拼装与航行依赖开阔的水域和作业空间，在道路狭窄、水下障碍物复杂的村庄，这类装备难以展开。
\n游志斌认为：“我们讲‘全灾种、大应急’，但目前实践积累很难适应这种多灾种的战略部署要求。”装备应用与理论研究脱节的问题在现实中依然突出。游志斌坦言，目前对装备开发和典型灾害场景的结合研究不够深入，一些课题缺乏针对性。他建议，未来应对“多灾种”的复杂场景，需要把现场经验转化为长期制度，建立起系统的救援器材库与场景资源库。
\n如何组织大规模救援？
\n“我们统一接受当地政府指派。”广东省汽摩联公益越野救援总队队长陈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队伍到达贵港市覃塘区后，直接前往区应急局进行对接，并领取救援物资，随后按照区应急局的指令前往指定镇村。
\n不过，多位救援队员反映，进入受灾村镇后通信信号中断，后方指挥部联系不上，被困村镇的干部也出不来，双方无法对接，哪里的情况最紧急、物资该优先送往哪里，一时难以判断。
\n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南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后方调度有一些困境，水域救援的指挥协调至今没有成体系的标准。
\n郝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水域救援在舟艇驾驶、激流技术等操作层面已有相对成熟的标准，但“如何合理地将受灾区域划分片区，每个队伍认领哪个任务，作业区之间怎么协同，人员被困信息怎么转译为任务、分发给技能合适的队伍，这些都没有标准化、流程化”。
\n“统一指挥体系不能够停留在纸面上。”游志斌也提到，大规模防汛救灾指挥工作，短时间内汇聚众多机构和人员，统一指挥需要有要素支撑——指令能够顺畅下达，指挥的专业性能够覆盖所有参与力量，同时还要实现对现场力量的全面掌控。
\n尤其是，面对大规模散点救援，仅靠体制内常备队伍难以覆盖大规模救援需求。游志斌介绍，全国消防救援队伍总共约25万人。而在本次救援以及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涿州等灾害现场，“大面积散点救援的需求远远超过了这支力量”。
\n一位不愿具名的应急管理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前应急救援体系中，水域救援领域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即“倒挂”。虽然我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海警部门都配备了涉水力量，“但水上救援属于特种救援，与常规救援不同，包括水域救援、洞穴救援、潜水救援等，专业性很强”。有的社会救援力量在水域救援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国家层面在水域救援的资质认证、力量建设、课程体系方面，“目前很难满足突发巨灾的需求，尤其是课程体系也没有全面覆盖”。
\n所以，面对大规模散点救援，指挥链条的顺畅程度、各种力量间的编组与合成，直接影响救援效果。要实现有效的现场管理，前期必须落实力量注册，现场更要有清晰的任务分工。
\n与此同时，真正懂现代救援指挥与调度的专业人才，在当前体系里依然紧缺。郝南认为，“单支队伍的训练和能力建设标准都有，可一旦到了跨部门、跨区域联合作业的时候，协同配合的指挥标准是没有的”。
\n事实上，自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之后，我国在社会救援力量管理的规范化方面不断改进，整体管理水平取得了长足进展。游志斌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专门设立了社会动员处，社会力量管理的规范程度大幅提升。应急管理部还建立了社会力量注册平台，对不同类型的队伍进行统计。队伍在平台上注册赋码后，救援时可以拿到免费通行的电子码。
\n不过，游志斌也谈到，目前仍有社会力量不在平台覆盖范围内，“大量自发前往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队伍并没有通过这个平台，甚至不了解平台的存在”。
\n“在相对混乱的场景中，如何保持组织的相对稳定性和指挥的衔接顺畅，是个很大的难题。”游志斌认为。
\n（蒙婷、苏溪、陆帆、陈亮、陈灵峰、程远为化名）
\n原标题：11公里开了三个半小时，“好像在排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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